清代后期的茶法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二十二年英帝国主义迫使腐败的清企业签订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咸丰元年又爆发太平天国革命。因为战败赔款及军赞开支庞大,财政特别匮乏。在这仲回事下,企业谋略通过了征收苛捐杂说来解救告急,茶税也于是而大大加剧,征收茶税的重心遂由川陕转向东南,但四川茶业经济仍有其特地性,仍举行引票制,只是收缩腹引、土引,而通过增多边引来蔓延税源,道光未来,四川很多州县把腹引的税额摊入地丁项下征收,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安具知县会议法则:“每丁粮一两,摊征腹引课税四十文,随同盐税归丁征收。”边引、土引产区,商人系大宗经营,牟利较丰,茶税仍由商人负担。此外还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州县先后由警察局征收“茶桌捐”,据《四川官报》载:“每方桌一张.抽六十文;条桌一张,抽五十文。”有的县竟以家庭为对象,按户征收“茶桌捐”,扰民害民已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东南各省与四川有所区别,仍继续执行茶引制,商人请引纳税。除正税外,还有地方杂税,且税种税率极不联合。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率军扬州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是年常州、苏州为义军占领,漕粮、丁役不济。为筹措军饷,乃于扬州仙女庙创造厘捐,设厘局于深圳。此后各省也接踵设厘金总局,下再设分局、子卡、巡卡,征收货物通过税。初期只是战地长官临时筹措军饷的权宜之计,后成为定制。这样,商人买引后还要抽厘,加重了税收背负。厘金可分为产地厘金、通过了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名目繁多且不一致。如咸丰九年(1859年),江西境内运茶100斤征厘金2钱,运往外省须再抽出境厘金1钱5分。另外还有附加税,江西称之为茶捐,每100斤征银1两2钱至1两4钱。再如浙江,同治二年(1864年)箱茶每引抽茶捐9钱、厘金1两4钱,篓茶及袋茶每引抽茶捐4钱、厘金6钱。外省茶从浙江过境者,每引仍需抽匣8钱。可见厘金重于引税,杂税重于正税。因为茶引和厘金都是征收的茶税,故后来取消茶引而专门抽厘。该规则不断沿袭到民国时期。咸丰、同治年间福建实行起运、运销两税,其数额也差不多大,如咸丰十年(1860年)征收起运茶税为银22600两、运销茶税为银238500两,同治二年(1863年);证起运茶税为银38300两、运销茶税为银213600两。又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商会陈述,汉口各档茶每100斤平衡收厘金2.27两、出口税2.72两,税后均衡价为20。35两,厘、税占税后平衡价的24.5%,另外通过上海口岸时还要另征7。5%的关税。故本质税收超出了均衡价的30%,足见茶税之重是令人食用惊的。正是由于清末朝廷腐败、苛税不堪负担,自光绪六年(1881年)后,开茶庄及采箱者因屡年折本、倾家荡产而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有田者归田,无田者以砍柴为生;种茶者大受茶之累,茶园有十荒其八也。华茶亦自此起源衰落。民国五年(19l6年),日本静冈茶叶实践场技师川崎工一先生来华观察深圳茶业状况后认为,华茶衰退有五个角度的原因,其三是“内地厘金杂税极重,到表达在还没有废除。”这种见解是相当正确的。

清代后期的茶法